我国这一轮周期下行的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出口是导致我国总需求边际变化的主因。着眼未来,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长低迷短期难以改善,我国外需压力仍将持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贾珅
我国这一轮周期下行的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2012-2017年,我国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除以固定资产总额)基本保持在3左右,2018年大幅下降到1.76。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工业企业收入增速仍然低于固定资产增速,需求不足的情况进一步加剧。
出口是导致我国总需求边际变化的主因。在2001年之前,投资的增长贡献率与GDP增速的相关性要高于净出口,这段时期GDP增长以投资驱动为主;2001-2008年是我国加入WTO后的“10年”,我国真正转变成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这期间净出口的增长贡献率与GDP增速的相关性要高于投资;2008年以来,危机引发了全球性衰退,我国的外需不振,出口的增长贡献率快速下滑,我国推出了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投资重新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由于国外主要经济体在危机后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我国的外需长期难以改善,持续的大规模投资引发了不少结构性问题,从2012年后,投资增长开始持续放缓。因此,从中长期看,经济新常态下高投资率难以持续的主要原因还是出口增速下降。
我国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长低迷。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6%,但最终消费仅占全球10%左右,而高收入经济体在全球最终消费占比超过65%,因此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长变化是最近一轮全球总需求变化的主导变量。2003-2007年,高收入经济体整体GDP年均增长2.8%,而在金融危机后的十年,其GDP年均仅增长1.4%,拖累全球经济增速从金融危机前五年年均3.9%下降到危机后十年年均2.5%。
着眼未来,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长低迷短期难以改善,我国外需压力仍将持续。过去10年,高收入经济体低迷的主因是欧洲经济的持续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前,欧盟占全球最终消费比重在30%左右,目前已下降到20%左右,大幅下降了三分之一。欧洲的衰退源自其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如在货币一体化之后,产业竞争力不足的欧洲国家通过调整恢复产业竞争力的能力完全丧失。欧洲要走出困境必须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但这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会对欧洲主要国家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欧洲已经陷入“死结”。除欧洲以外,美国目前也已进入经济下行周期,我国未来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乐观。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继续积极进行逆周期管理,继续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新的平衡增长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下,继续推进“”建设,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快速、更健康地增长。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虽然目前占全球经济比重还十分有限,但长期来看,将是除我们以外支撑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最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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